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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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翟辉想起那一年的事情时心中依然涌满了酸楚和惆怅。
怎么就那样了呢？翟辉想。
其实那一年翟辉自己也是过得很不容易的。
那个暑假翟辉带着满心的酸楚和落寞风尘仆仆地回来时，在学校门口他首先遇到的是昕纹。昕纹领着她两岁的女儿在那棵野柿子树下看花间的彩蝶。
刚下过一场雷阵雨，红的花绿的叶都还透出一种浓浓的湿意。湿湿的树湿湿的天，人的心里也湿湿的有种难以名状的抑郁感。
同昕纹一起的还有一个神色忧伤的姑娘。翟辉当时并不知道她就是大家在办公室里经常提起的诗瑾。
“翟辉，回来了？！”
昕纹看见翟辉，说“假期还好吧？”
翟辉默默地摇摇头。
开学几天报到、打扫卫生、始业教育，编写教学进度计划表和写教案翟辉今年又当班主任，翟辉也仍然跟昕纹一个办公室。
学校今年申报省二级重点中学，每个教师都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只有尤老师依然一脸的无所谓：“什么重点不重点的，铜佃多发点就行！”
尤老师当着学校领导面也这样说。尤老师的玩世不恭在学校里是人人皆知的；校领导没有哪一届敢认真拿尤老师怎么样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翟辉，给你介绍个对象！”
尤老师比别人活得都潇洒，每回下课回来便将那几张教案纸朝桌上一放了事，然后口袋里掏出根烟点着靠在椅子上悠闲地架起二郎腿。
尤老师五十出头了，但看上去只有四十几岁年纪。尤老师是文革以前的老牌大学生，据说还是他们学校为数不多的高才生之一。只是后来由于妻子的事情人才变得一天天的颓废和玩世不恭起来。他的妻子是他大学里的同班同学，在另外一所中学当教师，文革时受到过批斗，后来虽然平反了，但人却变得疯疯癫癫的了。
中学教师的生活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学生的作业本和各式各样的教参多，办公室里呆的时间长了，大家都被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教案批不完的作业弄得头昏脑胀，巴不得来点刺激。因此尤老师那些玩世不恭中又不乏风趣和幽默的话题总是能很快激起大家的兴趣。
“对了，对了，翟辉也应该给大家吃糖了。”
大家心里其实都知道尤老师接下去要说的是什么。
办公室里的李老师膝下有一儿一女，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招工进了邮电局；女儿倒是自己考了学校分了工作，长相也秀气文静，可个人问题一直不顺，都快三十岁了，还是进进出出一个人。学校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谁个家里有点什么疙瘩大家彼此都心知肚明。
翟辉不是本地人，翟辉大学毕业后一个人从几千里外的地方来到这里。翟辉在当地没有什么交际，二十六、七岁的小伙子，除了办公室便是寝室，周末节假日也不见他像别的年轻人那样出去玩。
“真是个文静的小伙子！”大家从操场上走过，都要不自觉地抬头望望翟辉的窗口。
翟辉的窗口在一排翠绿挺拔的水杉树后面。那是操场边上一幢两层的青砖楼房，学校里的单身宿舍。翟辉住楼上第二间。每到夜幕降临周围的树和房屋都沉浸入宁静的黑暗中去的时候，那里就雪雪地亮起了灯，青白的灯光从窗口泻出来，照在树上，照在池塘里，一漾一漾的，透着房间主人一种难以言述的执着与孤独。
“一个外乡人孤零零的怎么过呢？”大家心里想。
后来大家才知道翟辉一直在等一个叫y的女孩，叫y的女孩还在遥远的城市上大学。女孩每周给翟辉写一封信，每月1号和15号通一次电话。
只是从上个学期起，女孩的信和电话就渐渐地来得稀少了
现在尤老师提起这个话题，翟辉便笑了笑。翟辉的笑中有种很深很深的寂寞。
“翟辉，要什么条件的？”尤老师问。
“首先得是个女的！”昕纹说。
大家都笑，翟辉也笑。于是一个办公室里的气氛便难得地轻松起来。
那些时翟辉的目光常常就游离了眼前的人和事，停在窗外的那棵野柿子树上。野柿子树在秋风中已开始泛黄了，星星点点的果子从叶间露出青涩的脸儿来。
那时翟辉还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他活得更沉重的人。翟辉以为他已经是活得最累的人了。
尤老师嬉笑怒骂，学校几乎没有什么人或事会成为他的禁区。而其实尤老师自己的生活中也有许多供别人讨论的东西，这一点只是到了后来翟辉才知道。
办公室里最严肃的人是李老师，每当大家都暂时丢开手头上的工作嘻嘻哈哈时李老师总是一个人正襟危坐，大有非礼勿听的长者之风。
李老师是教育系统的一面旗子，也是当地中语会的权威加泰斗。翟辉向李老师请教过不少问题，李老师也十分乐意指点勤奋又有礼貌的翟辉。
倒是十分般配的两代人！人们想。
然而事情后来的发展却让大家感到意外。
那是上学期临近结束的一天？
“你想表现什么主题？”李老师质问翟辉。
他们谈的是翟辉那篇叫世纪末的忏悔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当地一家晚报的副刊上。在这篇文章里，翟辉流露了他内心深处的那些尖锐的痛楚。
而李老师则以他一贯有的那种几乎近于偏狭的认真说翟辉这是脆弱文人的苍白的无病呻吟。
“苦闷什么？寂寞什么？”
李老师质问。
“每个月近千元的工资拿着！？你知道现在社会上有多少下岗工人，有多少贫困家庭，有多少真正不幸的人吗？”
“要走出自己的小天地，不要只将眼光停留在自己身上”
李老师毫不客气地剖析翟辉的文章，剖析到最后便带出了文章之外的东西。
办公室里的老师都抬起头来看他们。李老师后来大概也意识到了什么，挥挥枯瘦的手臂打住了。
一直过了好几天，人们才明白原来那天的事情最初是由尤老师的那句玩笑惹起的。不过那之后，路上遇到了，李老师依然朝翟辉慈祥地点头：“翟辉老师，你早！”
学校里大家对李老师敬而且怕，敬他的执着和敬业，怕他的古板和认真。但背着他，人们就不那么顾忌和客气了。
“老李到底是不中用了！”一次李老师又生了病，咳嗽着的李老师刚抱着讲义走出办公室，尤老师便说。
“人上年纪，体质就差。”另一个老师说。
“一心扑在工作上，家里那个老姑娘只怕是要养老送终了！”尤老师将“工作”几个字念得格外的重。
大家都不接下面的话头。尤老师一个人自言自语。
翟辉后来想，是不是办公室里这些不负责任的谈论也传到她耳朵中去了！？
那时翟辉还不大关注周围的人怎么过，他沉溺在自己的寂寞里。在那片如水一样的寂寞中，过去那些有电话和信相伴相随的日子总是像湿地上的一片枯叶，粘在他记忆的网上。
忙过开学，很快就到了深秋，北风渐渐起来了，走在校园里和大街上，面颊都感到一层刺骨的寒意。
教师的办公室除了那些垒得高高的书籍和作业簿子外，再没别的东西，进到里面，如同进到冰窖里。为了留住唯一的点点热气，大家关严了所有的窗子，进出的门也钉上胶皮，门上特地用红粉笔写了一行字：
请随手关门，谢谢！
字是写了，可每天进进出出总有人忘记。要是进来的人，大家笑嘻嘻地提醒一句：“尾巴还拖在外面呢！”
进来的人便笑着去把门关上。要是出去的人，那就只有大家自己去关了。
尤老师的办公桌正对着门，往常遇到这种情况，他一定骂一句：
“又是一个没长记性的。”
但这天早上尤老师却任凭风刮进来，兀自坐在那里捧着本厚厚的词典埋头像翻身上的虱子似的查他要找的一个生僻字。办公室里其他老师低头忙自己的。
翟辉看看没人去关门就站了起来：
“尤老师坐在风口上，尤老师那里是个风口。”
翟辉边关门边开玩笑地说。
翟辉的话音刚落，尤老师就重重地将词典拍在桌子上：“风口上好哎，风口上难得哎！你想来坐坐吗？”
尤老师的声音比平时说话至少要高整整一倍，语气中还夹杂着一种最单纯的人也听得出来的嘲讽。
翟辉怔住了，不知道自己怎么忽然就把尤老师给惹恼了。看看别的人，一个个都埋头认真地备课，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
翟辉默默地走回自己的位子，坐下，看书。
直到后来的一天，翟辉才明白尤老师突然愤怒和刻薄起来的原因。
“你干吗去碰人家痛处？”
昕纹走过去掩上门。办公室里就他们两人。
“他最忌讳别人说这些话，文革时代他是处在风口上的人，他的妻子就是因为受了学校里一个造反起家的领导的攻击才疯了的，而且那个领导还是他们大学时的同班同学。这些你都不知道？”
翟辉才明白自己撞到尤老师枪口上去了。想想那天的情景，翟辉不由得苦笑着摇摇头。
怪不得要发那么大的火呢，翟辉想。
李老师是全市唯一的一位特级教师，是教育界的知名人物。李老师走在街上常常有不认识的人同他打招呼：
“李老师！”
“李老师！”
每当这时，李老师内心都有一种做人特别成功的感觉。
老师回到家里翻检抽屉里那些各个时期的荣誉证书和刊登有自己文章的杂志报纸。翻阅这些除作者本人之外并不见得有多少人去读的教育刊物，李老师心里踏实，但紧接着就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
还缺点什么呢？
问自己。
“瑾儿！”一天晚饭后，独自一人这样在书房里翻捡了半晌，李老师觉得有必要对女儿说点什么了。女儿也是教师，在本市一所小学教语文。本来言语就不多，再加上情感的挫折，人变得越来越沉默，不管家里有没有人，都是低着眉顺着眼做她的事看她的书，一天难得听她吭一声。
女儿在晾晒衣服，父亲的，母亲的，还有她自己的，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挂满了两竹竿？同往常一样，母亲吃过晚饭又到邻居家打麻将去了！
听见父亲叫，她放下手里的活，轻悄悄地走过来。
“爸！”女儿站在他面前，轻轻叫了一声。
由于衣作和心情的原因，女儿看上去比同年龄的女孩要显得老相些，但依然眉目清秀，身段苗条。
李老师望着女儿。几十年来李老师每天都忙于工作忙于教学，除了一日三餐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外，其他时间都难得见到他的影子。有时晚上了李老师也仍然不能从学校回来。就算是在家的日子，李老师大多数时间也是呆在书房，伏在书案上。在李老师的记忆中，女儿还只是那个拖根小辫子背个花书包的小女孩，小女孩每天自己去学校，自己回家，没人送也没人接，像一棵长在墙角落里晒不到阳光的小草。小女孩长大了，读大学了，而后就到了嫁人的年龄
“瑾儿！”望着眼前低眉顺眼的女儿，李老师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内疚。
“瑾儿！”他又叫了一遍。过一息，他抬抬手：“空时把窗帘换下来洗洗，还有桌布。过几天，大概有个人来”
女儿微微诧异地看了父亲一眼，在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这样对她说过话，父亲心里从来都只有他的工作，父亲一直只是她心中一个严肃刻板的概念。
她垂着眼帘走出去。
在大家的记忆中，这一年过得比往年都要紧张。学校申报省二级重点中学，能否申报成功将直接关系到大家的奖金、福利和学校今后的前途。
“谁砸了学校的牌子我就先砸了他的饭碗！”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校长对大家说。
谁都不敢掉以轻心，就连从来都玩世不恭的尤老师也在上课的间隙不得不坐下来，老老实实地备课和批改作业。
“老子要被他们弄死了！”
“老子的半条命要断送在他们手里了！”
尤老师埋头在学生的作文簿子中，钩着划着，嘴里却一刻不停地嘀咕。听着他的这些话，大家又忍不住想笑。
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忙碌，终于送走了这一年的最初几个月，来到了这一年的冬天。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缓慢而又深刻，秋天刚过，寒潮便一浪接一浪地从北方涌过来。几天工夫，田野里、湖泊边的草枯了，芦苇白了，街道两边的梧桐树也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枝干。
天才蒙蒙亮，那些围着围巾、戴着手套，打扮得棉棉滚滚如同一只只笨拙的玩具熊似的学生，就一个个急匆匆地赶向学校。
校园里，红花绿草都消褪了颜色，只剩下那几幢白色的建筑物和建筑物之间那一排排光秃秃的法国梧桐。另外就是那一块块不规整的水泥空地。
而从建筑物、树枝和电线杆的缝隙中漏下来的那点阳光则显得格外诱人。每当下课铃响，成群结队的学生便涌向这些温暖的阳光地带，快活地争吵着，喧闹着，像一群群飞向向阳树枝的小鸟。
冬天的校园，除了太阳下这些嬉闹的学生外，最明丽的风景就是操场边上的池塘。池塘里看不见盛夏时亭亭如盖的荷叶，只剩下一池清冽冽的寒水，映着寒空，映着凝云，映着池塘边的寒树和那幢孤零零的小楼。
池塘边偶尔看得见那眉目周正，却总是低垂着眼的姑娘匆匆走过。那是雨雪天赶来给父亲送雨伞、套鞋的诗瑾。
这个冬天里昕纹的女儿得了一场重感冒，昕纹丈夫在省城，昕纹上课抽不出时间拖了两天，结果孩子的病转成了慢性支气管炎。
而本来就瘦小的李老师冬天看上去就更瘦小了。李老师套着大棉袄，戴着绒线帽，棉袄和帽子的颜色都是烟灰色的，无论是款式还是成色都过时了。套着大棉袄，戴着绒线帽的李老师也病了一场。他去医院打了几天吊针后又回来上课了；只是仍然不时地咳嗽，流清鼻涕。有时在讲台上李老师又咳起来，他便只好停止讲课，掏出手帕来捂住嘴，咳完了擦去呛出来的鼻涕眼泪再接着讲课。
翟辉这个冬天还算顺利，尽管心上的那道伤口一直没有愈合，常常不小心碰了它便又渗出一缕殷红殷红的血来
一年所有的人都过得不太平，全国很多地方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市教委一次又一次地倡议全体师生向灾区人民伸出援助之手，同灾区人民共渡难关。
次通知下发到办公室，都要引起一阵波动：
“怎么去跟学生开口啊？”
一个学期还不到，大大小小的捐款就已经有三、四次了，什么下岗工人再就业，什么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再加上这次就已经是第四次了。这样三番五次折腾，学生的工作怎么做？！
“怎么办？怎么办呢？”班主任们在办公室抓后脑勺，窘急的样子不像是为灾区人民，倒像是让自己去跟学生伸手讨钱。
学生捐过之后，紧接着就是教师。
“现在的教师被弄得苦煞了！”李老师也发牢骚。“好事情轮不到老师，捐款献爱心想起老师了！”
“这次我不管了。”
李老师在讲台上一站就是三十年，又是全市里仅有的几个特级教师之一，荣誉称号一大堆，可每月工资还不及邮电金融系统那些刚参加工作的青头小伙子。
捐献钱物的地点定在校务办公室。翟辉吃过晚饭抱着两件不穿了的旧衣服早早地就去了。回来时在池塘边的水泥小道上遇到了瘦小的李老师。
“翟辉，去过了？”
李老师先看见他。
“李老师！”翟辉也看见李老师了。
李老师背着一个白布包袱，包袱里塞得鼓鼓囊囊的。望着夜色里李老师那单薄的身影，翟辉禁不住心里有种酸酸的感觉。
在后来的日子里，翟辉常常想起那个夜晚。
那天晚上他早早地走出了宿舍，走出了校门。他走过广场路，走过直街，走过新华书店，然后转进一条只能单独行驶一部三轮车的小胡同。在幽深的胡同深处他轻轻地敲响了一道门。
“笃！”“笃！”“笃！”
“谁呀？”里面有一个女声问。
“我找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家吗？”
“不在家，有事出去了”门背后的人回答，声音很轻门也没有开开来。
翟辉在门外等了差不多有5分钟的样子，见里面的人仍没有开门的意思，才转身慢慢地走出了胡同
诗瑾的死就是在这天晚上。诗瑾死之前先将双亲的衣服该洗的洗，该补的补，拾掇得齐齐整整地叠放在橱里。
她是割腕自杀的。李老师睡到半夜里醒来闻到房间里那股甜甜的血腥气时女儿已经咽气了。女儿安静地躺在自己的单人床上，割了腕的手伸在床边，床前摆了只红色的塑料脸盆，女儿的血顺着手指一滴不撒的全滴进了脸盆里。
女儿的另一只手里捏着那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她留给父母的话：
爸，妈，我去了”
爸，您自己多注意身体。作业是批不完的；学生也是教不完的，有空多陪陪妈妈”
纸是横格的，是从李老师的备课本上裁下来的小小的一片。
事隔多年之后，已经闯出生活和情感陷阱的翟辉想起那个晚上的一切，心中仍然一阵阵地酸楚：怎么就那样了呢？他想。怎么就走到那条路上去了呢！
翟辉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了姑娘那柔和的眉眼，和那羔羊般的逆来顺受的哀楚的表情。
诗瑾的自杀当时也曾引起过一场小小的波动。有人说她是被学生逼死的；有人说她是被学校领导逼死的。但波动很快就又平息下来，因为紧接着市教委就下发了一个关于加强对广大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红头文件。
临近学期结束的一个晚上，翟辉从街上回来。学生都已回家了，平时喧闹惯了的校园空空荡荡的。翟辉一个人走过操场，走过教学楼。翟辉看见三楼的办公室还亮着灯。翟辉迟疑了一下，顺着楼梯悄悄走了上去，走到办公室门口，轻轻推开虚掩的门，翟辉看见李老师一个人坐在里面。李老师面前是老高老高一堆书籍，李老师伏在案头上在认真地写教案。
听到脚步声李老师缓缓地抬起头来。
“是翟辉老师”李老师的嘴唇蠕动了一下。
两个星期不到，李老师一下子老了十岁，才五十八九的人就已经眼珠浑浊行动迟缓，完全像个年逾古稀的耄耋老人了。
“李老师”
翟辉叫了一声喉咙里便哽住了。
这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李老师搬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房子是当地政府为了体现真正关心老教师而特意赠给李老师的；尤老师在学期结束的那天又一次带着他的疯妻子踏上了去省第七人民医院的路；翟辉仍然在池塘边上的那幢两层的青砖楼房里借文字修补他心里的创伤。只有那在生活的急流中再也支撑不下去了的诗瑾扶着自己的那缕青烟悄悄地走出了自己沉重的人生，走出了人们的视线。
后来翟辉想起那一年的事情时心中依然涌满了酸楚和惆怅。
怎么就那样了呢？翟辉想。
其实那一年翟辉自己也是过得很不容易的。
那个暑假翟辉带着满心的酸楚和落寞风尘仆仆地回来时，在学校门口他首先遇到的是昕纹。昕纹领着她两岁的女儿在那棵野柿子树下看花间的彩蝶。
刚下过一场雷阵雨，红的花绿的叶都还透出一种浓浓的湿意。湿湿的树湿湿的天，人的心里也湿湿的有种难以名状的抑郁感。
同昕纹一起的还有一个神色忧伤的姑娘。翟辉当时并不知道她就是大家在办公室里经常提起的诗瑾。
“翟辉，回来了？！”
昕纹看见翟辉，说“假期还好吧？”
翟辉默默地摇摇头。
开学几天报到、打扫卫生、始业教育，编写教学进度计划表和写教案翟辉今年又当班主任，翟辉也仍然跟昕纹一个办公室。
学校今年申报省二级重点中学，每个教师都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只有尤老师依然一脸的无所谓：“什么重点不重点的，铜佃多发点就行！”
尤老师当着学校领导面也这样说。尤老师的玩世不恭在学校里是人人皆知的；校领导没有哪一届敢认真拿尤老师怎么样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翟辉，给你介绍个对象！”
尤老师比别人活得都潇洒，每回下课回来便将那几张教案纸朝桌上一放了事，然后口袋里掏出根烟点着靠在椅子上悠闲地架起二郎腿。
尤老师五十出头了，但看上去只有四十几岁年纪。尤老师是文革以前的老牌大学生，据说还是他们学校为数不多的高才生之一。只是后来由于妻子的事情人才变得一天天的颓废和玩世不恭起来。他的妻子是他大学里的同班同学，在另外一所中学当教师，文革时受到过批斗，后来虽然平反了，但人却变得疯疯癫癫的了。
中学教师的生活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学生的作业本和各式各样的教参多，办公室里呆的时间长了，大家都被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教案批不完的作业弄得头昏脑胀，巴不得来点刺激。因此尤老师那些玩世不恭中又不乏风趣和幽默的话题总是能很快激起大家的兴趣。
“对了，对了，翟辉也应该给大家吃糖了。”
大家心里其实都知道尤老师接下去要说的是什么。
办公室里的李老师膝下有一儿一女，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招工进了邮电局；女儿倒是自己考了学校分了工作，长相也秀气文静，可个人问题一直不顺，都快三十岁了，还是进进出出一个人。学校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谁个家里有点什么疙瘩大家彼此都心知肚明。
翟辉不是本地人，翟辉大学毕业后一个人从几千里外的地方来到这里。翟辉在当地没有什么交际，二十六、七岁的小伙子，除了办公室便是寝室，周末节假日也不见他像别的年轻人那样出去玩。
“真是个文静的小伙子！”大家从操场上走过，都要不自觉地抬头望望翟辉的窗口。
翟辉的窗口在一排翠绿挺拔的水杉树后面。那是操场边上一幢两层的青砖楼房，学校里的单身宿舍。翟辉住楼上第二间。每到夜幕降临周围的树和房屋都沉浸入宁静的黑暗中去的时候，那里就雪雪地亮起了灯，青白的灯光从窗口泻出来，照在树上，照在池塘里，一漾一漾的，透着房间主人一种难以言述的执着与孤独。
“一个外乡人孤零零的怎么过呢？”大家心里想。
后来大家才知道翟辉一直在等一个叫y的女孩，叫y的女孩还在遥远的城市上大学。女孩每周给翟辉写一封信，每月1号和15号通一次电话。
只是从上个学期起，女孩的信和电话就渐渐地来得稀少了
现在尤老师提起这个话题，翟辉便笑了笑。翟辉的笑中有种很深很深的寂寞。
“翟辉，要什么条件的？”尤老师问。
“首先得是个女的！”昕纹说。
大家都笑，翟辉也笑。于是一个办公室里的气氛便难得地轻松起来。
那些时翟辉的目光常常就游离了眼前的人和事，停在窗外的那棵野柿子树上。野柿子树在秋风中已开始泛黄了，星星点点的果子从叶间露出青涩的脸儿来。
那时翟辉还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他活得更沉重的人。翟辉以为他已经是活得最累的人了。
尤老师嬉笑怒骂，学校几乎没有什么人或事会成为他的禁区。而其实尤老师自己的生活中也有许多供别人讨论的东西，这一点只是到了后来翟辉才知道。
办公室里最严肃的人是李老师，每当大家都暂时丢开手头上的工作嘻嘻哈哈时李老师总是一个人正襟危坐，大有非礼勿听的长者之风。
李老师是教育系统的一面旗子，也是当地中语会的权威加泰斗。翟辉向李老师请教过不少问题，李老师也十分乐意指点勤奋又有礼貌的翟辉。
倒是十分般配的两代人！人们想。
然而事情后来的发展却让大家感到意外。
那是上学期临近结束的一天？
“你想表现什么主题？”李老师质问翟辉。
他们谈的是翟辉那篇叫世纪末的忏悔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当地一家晚报的副刊上。在这篇文章里，翟辉流露了他内心深处的那些尖锐的痛楚。
而李老师则以他一贯有的那种几乎近于偏狭的认真说翟辉这是脆弱文人的苍白的无病呻吟。
“苦闷什么？寂寞什么？”
李老师质问。
“每个月近千元的工资拿着！？你知道现在社会上有多少下岗工人，有多少贫困家庭，有多少真正不幸的人吗？”
“要走出自己的小天地，不要只将眼光停留在自己身上”
李老师毫不客气地剖析翟辉的文章，剖析到最后便带出了文章之外的东西。
办公室里的老师都抬起头来看他们。李老师后来大概也意识到了什么，挥挥枯瘦的手臂打住了。
一直过了好几天，人们才明白原来那天的事情最初是由尤老师的那句玩笑惹起的。不过那之后，路上遇到了，李老师依然朝翟辉慈祥地点头：“翟辉老师，你早！”
学校里大家对李老师敬而且怕，敬他的执着和敬业，怕他的古板和认真。但背着他，人们就不那么顾忌和客气了。
“老李到底是不中用了！”一次李老师又生了病，咳嗽着的李老师刚抱着讲义走出办公室，尤老师便说。
“人上年纪，体质就差。”另一个老师说。
“一心扑在工作上，家里那个老姑娘只怕是要养老送终了！”尤老师将“工作”几个字念得格外的重。
大家都不接下面的话头。尤老师一个人自言自语。
翟辉后来想，是不是办公室里这些不负责任的谈论也传到她耳朵中去了！？
那时翟辉还不大关注周围的人怎么过，他沉溺在自己的寂寞里。在那片如水一样的寂寞中，过去那些有电话和信相伴相随的日子总是像湿地上的一片枯叶，粘在他记忆的网上。
忙过开学，很快就到了深秋，北风渐渐起来了，走在校园里和大街上，面颊都感到一层刺骨的寒意。
教师的办公室除了那些垒得高高的书籍和作业簿子外，再没别的东西，进到里面，如同进到冰窖里。为了留住唯一的点点热气，大家关严了所有的窗子，进出的门也钉上胶皮，门上特地用红粉笔写了一行字：
请随手关门，谢谢！
字是写了，可每天进进出出总有人忘记。要是进来的人，大家笑嘻嘻地提醒一句：“尾巴还拖在外面呢！”
进来的人便笑着去把门关上。要是出去的人，那就只有大家自己去关了。
尤老师的办公桌正对着门，往常遇到这种情况，他一定骂一句：
“又是一个没长记性的。”
但这天早上尤老师却任凭风刮进来，兀自坐在那里捧着本厚厚的词典埋头像翻身上的虱子似的查他要找的一个生僻字。办公室里其他老师低头忙自己的。
翟辉看看没人去关门就站了起来：
“尤老师坐在风口上，尤老师那里是个风口。”
翟辉边关门边开玩笑地说。
翟辉的话音刚落，尤老师就重重地将词典拍在桌子上：“风口上好哎，风口上难得哎！你想来坐坐吗？”
尤老师的声音比平时说话至少要高整整一倍，语气中还夹杂着一种最单纯的人也听得出来的嘲讽。
翟辉怔住了，不知道自己怎么忽然就把尤老师给惹恼了。看看别的人，一个个都埋头认真地备课，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
翟辉默默地走回自己的位子，坐下，看书。
直到后来的一天，翟辉才明白尤老师突然愤怒和刻薄起来的原因。
“你干吗去碰人家痛处？”
昕纹走过去掩上门。办公室里就他们两人。
“他最忌讳别人说这些话，文革时代他是处在风口上的人，他的妻子就是因为受了学校里一个造反起家的领导的攻击才疯了的，而且那个领导还是他们大学时的同班同学。这些你都不知道？”
翟辉才明白自己撞到尤老师枪口上去了。想想那天的情景，翟辉不由得苦笑着摇摇头。
怪不得要发那么大的火呢，翟辉想。
李老师是全市唯一的一位特级教师，是教育界的知名人物。李老师走在街上常常有不认识的人同他打招呼：
“李老师！”
“李老师！”
每当这时，李老师内心都有一种做人特别成功的感觉。
老师回到家里翻检抽屉里那些各个时期的荣誉证书和刊登有自己文章的杂志报纸。翻阅这些除作者本人之外并不见得有多少人去读的教育刊物，李老师心里踏实，但紧接着就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
还缺点什么呢？
问自己。
“瑾儿！”一天晚饭后，独自一人这样在书房里翻捡了半晌，李老师觉得有必要对女儿说点什么了。女儿也是教师，在本市一所小学教语文。本来言语就不多，再加上情感的挫折，人变得越来越沉默，不管家里有没有人，都是低着眉顺着眼做她的事看她的书，一天难得听她吭一声。
女儿在晾晒衣服，父亲的，母亲的，还有她自己的，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挂满了两竹竿？同往常一样，母亲吃过晚饭又到邻居家打麻将去了！
听见父亲叫，她放下手里的活，轻悄悄地走过来。
“爸！”女儿站在他面前，轻轻叫了一声。
由于衣作和心情的原因，女儿看上去比同年龄的女孩要显得老相些，但依然眉目清秀，身段苗条。
李老师望着女儿。几十年来李老师每天都忙于工作忙于教学，除了一日三餐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外，其他时间都难得见到他的影子。有时晚上了李老师也仍然不能从学校回来。就算是在家的日子，李老师大多数时间也是呆在书房，伏在书案上。在李老师的记忆中，女儿还只是那个拖根小辫子背个花书包的小女孩，小女孩每天自己去学校，自己回家，没人送也没人接，像一棵长在墙角落里晒不到阳光的小草。小女孩长大了，读大学了，而后就到了嫁人的年龄
“瑾儿！”望着眼前低眉顺眼的女儿，李老师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内疚。
“瑾儿！”他又叫了一遍。过一息，他抬抬手：“空时把窗帘换下来洗洗，还有桌布。过几天，大概有个人来”
女儿微微诧异地看了父亲一眼，在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这样对她说过话，父亲心里从来都只有他的工作，父亲一直只是她心中一个严肃刻板的概念。
她垂着眼帘走出去。
在大家的记忆中，这一年过得比往年都要紧张。学校申报省二级重点中学，能否申报成功将直接关系到大家的奖金、福利和学校今后的前途。
“谁砸了学校的牌子我就先砸了他的饭碗！”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校长对大家说。
谁都不敢掉以轻心，就连从来都玩世不恭的尤老师也在上课的间隙不得不坐下来，老老实实地备课和批改作业。
“老子要被他们弄死了！”
“老子的半条命要断送在他们手里了！”
尤老师埋头在学生的作文簿子中，钩着划着，嘴里却一刻不停地嘀咕。听着他的这些话，大家又忍不住想笑。
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忙碌，终于送走了这一年的最初几个月，来到了这一年的冬天。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缓慢而又深刻，秋天刚过，寒潮便一浪接一浪地从北方涌过来。几天工夫，田野里、湖泊边的草枯了，芦苇白了，街道两边的梧桐树也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枝干。
天才蒙蒙亮，那些围着围巾、戴着手套，打扮得棉棉滚滚如同一只只笨拙的玩具熊似的学生，就一个个急匆匆地赶向学校。
校园里，红花绿草都消褪了颜色，只剩下那几幢白色的建筑物和建筑物之间那一排排光秃秃的法国梧桐。另外就是那一块块不规整的水泥空地。
而从建筑物、树枝和电线杆的缝隙中漏下来的那点阳光则显得格外诱人。每当下课铃响，成群结队的学生便涌向这些温暖的阳光地带，快活地争吵着，喧闹着，像一群群飞向向阳树枝的小鸟。
冬天的校园，除了太阳下这些嬉闹的学生外，最明丽的风景就是操场边上的池塘。池塘里看不见盛夏时亭亭如盖的荷叶，只剩下一池清冽冽的寒水，映着寒空，映着凝云，映着池塘边的寒树和那幢孤零零的小楼。
池塘边偶尔看得见那眉目周正，却总是低垂着眼的姑娘匆匆走过。那是雨雪天赶来给父亲送雨伞、套鞋的诗瑾。
这个冬天里昕纹的女儿得了一场重感冒，昕纹丈夫在省城，昕纹上课抽不出时间拖了两天，结果孩子的病转成了慢性支气管炎。
而本来就瘦小的李老师冬天看上去就更瘦小了。李老师套着大棉袄，戴着绒线帽，棉袄和帽子的颜色都是烟灰色的，无论是款式还是成色都过时了。套着大棉袄，戴着绒线帽的李老师也病了一场。他去医院打了几天吊针后又回来上课了；只是仍然不时地咳嗽，流清鼻涕。有时在讲台上李老师又咳起来，他便只好停止讲课，掏出手帕来捂住嘴，咳完了擦去呛出来的鼻涕眼泪再接着讲课。
翟辉这个冬天还算顺利，尽管心上的那道伤口一直没有愈合，常常不小心碰了它便又渗出一缕殷红殷红的血来
一年所有的人都过得不太平，全国很多地方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市教委一次又一次地倡议全体师生向灾区人民伸出援助之手，同灾区人民共渡难关。
次通知下发到办公室，都要引起一阵波动：
“怎么去跟学生开口啊？”
一个学期还不到，大大小小的捐款就已经有三、四次了，什么下岗工人再就业，什么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再加上这次就已经是第四次了。这样三番五次折腾，学生的工作怎么做？！
“怎么办？怎么办呢？”班主任们在办公室抓后脑勺，窘急的样子不像是为灾区人民，倒像是让自己去跟学生伸手讨钱。
学生捐过之后，紧接着就是教师。
“现在的教师被弄得苦煞了！”李老师也发牢骚。“好事情轮不到老师，捐款献爱心想起老师了！”
“这次我不管了。”
李老师在讲台上一站就是三十年，又是全市里仅有的几个特级教师之一，荣誉称号一大堆，可每月工资还不及邮电金融系统那些刚参加工作的青头小伙子。
捐献钱物的地点定在校务办公室。翟辉吃过晚饭抱着两件不穿了的旧衣服早早地就去了。回来时在池塘边的水泥小道上遇到了瘦小的李老师。
“翟辉，去过了？”
李老师先看见他。
“李老师！”翟辉也看见李老师了。
李老师背着一个白布包袱，包袱里塞得鼓鼓囊囊的。望着夜色里李老师那单薄的身影，翟辉禁不住心里有种酸酸的感觉。
在后来的日子里，翟辉常常想起那个夜晚。
那天晚上他早早地走出了宿舍，走出了校门。他走过广场路，走过直街，走过新华书店，然后转进一条只能单独行驶一部三轮车的小胡同。在幽深的胡同深处他轻轻地敲响了一道门。
“笃！”“笃！”“笃！”
“谁呀？”里面有一个女声问。
“我找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家吗？”
“不在家，有事出去了”门背后的人回答，声音很轻门也没有开开来。
翟辉在门外等了差不多有5分钟的样子，见里面的人仍没有开门的意思，才转身慢慢地走出了胡同
诗瑾的死就是在这天晚上。诗瑾死之前先将双亲的衣服该洗的洗，该补的补，拾掇得齐齐整整地叠放在橱里。
她是割腕自杀的。李老师睡到半夜里醒来闻到房间里那股甜甜的血腥气时女儿已经咽气了。女儿安静地躺在自己的单人床上，割了腕的手伸在床边，床前摆了只红色的塑料脸盆，女儿的血顺着手指一滴不撒的全滴进了脸盆里。
女儿的另一只手里捏着那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她留给父母的话：
爸，妈，我去了”
爸，您自己多注意身体。作业是批不完的；学生也是教不完的，有空多陪陪妈妈”
纸是横格的，是从李老师的备课本上裁下来的小小的一片。
事隔多年之后，已经闯出生活和情感陷阱的翟辉想起那个晚上的一切，心中仍然一阵阵地酸楚：怎么就那样了呢？他想。怎么就走到那条路上去了呢！
翟辉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了姑娘那柔和的眉眼，和那羔羊般的逆来顺受的哀楚的表情。
诗瑾的自杀当时也曾引起过一场小小的波动。有人说她是被学生逼死的；有人说她是被学校领导逼死的。但波动很快就又平息下来，因为紧接着市教委就下发了一个关于加强对广大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红头文件。
临近学期结束的一个晚上，翟辉从街上回来。学生都已回家了，平时喧闹惯了的校园空空荡荡的。翟辉一个人走过操场，走过教学楼。翟辉看见三楼的办公室还亮着灯。翟辉迟疑了一下，顺着楼梯悄悄走了上去，走到办公室门口，轻轻推开虚掩的门，翟辉看见李老师一个人坐在里面。李老师面前是老高老高一堆书籍，李老师伏在案头上在认真地写教案。
听到脚步声李老师缓缓地抬起头来。
“是翟辉老师”李老师的嘴唇蠕动了一下。
两个星期不到，李老师一下子老了十岁，才五十八九的人就已经眼珠浑浊行动迟缓，完全像个年逾古稀的耄耋老人了。
“李老师”
翟辉叫了一声喉咙里便哽住了。
这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李老师搬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房子是当地政府为了体现真正关心老教师而特意赠给李老师的；尤老师在学期结束的那天又一次带着他的疯妻子踏上了去省第七人民医院的路；翟辉仍然在池塘边上的那幢两层的青砖楼房里借文字修补他心里的创伤。只有那在生活的急流中再也支撑不下去了的诗瑾扶着自己的那缕青烟悄悄地走出了自己沉重的人生，走出了人们的视线。